煤電聯營為何難“聯赢”
發布時間：2019/08/09 作者： 來源：中國能源報 訪問次數：
“相比煤、電産業規模，目前實行煤電聯營的企業鳳毛麟角，煤電行業融合度低，資源配置效率亟待提升”“煤、電聯營緩解煤電矛盾的作用還未有效顯現”——西北能源監管局近日發布的《2018—2019年度陝、甯、青三省（區）煤炭供需形勢分析預測的報告》對“煤電聯營”政策落地問題直言不諱。
長期以來，位于産業鍊上下遊的煤炭、電力兩大産業的“頂牛”現象從未停歇，近兩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勢。煤電聯營即煤炭、電力生産企業通過資本融合、兼并重組、相互參股、戰略合作、一體化項目等方式構建“利益共同體”，從而在内部解決“煤電頂牛”矛盾，因此被行業和主管部門寄予厚望。在此背景下，我國近年來曾屢次發文力推煤電聯營，但實際效果遠未達預期。
以華能集團為例，2009年該集團曾在甘肅省大手筆投資數百億元開發煤炭資源，此後卻相繼爆出“1元挂牌抛售益蒙礦業、邵寨煤業等100%股權”的消息。而據業内人士透露，由于多年來久推不動，“現在業内已經很少再提煤電聯營了”。
“煤電聯營是在沒辦法解決'煤電頂牛'矛盾的情況下，一種不得已的做法”？
“煤電聯營是在沒辦法解決'煤電頂牛'矛盾的情況下，一種不得已的做法。它的好處在于，可以把外部矛盾内部化，而企業也可以獲得一個比較順暢、穩定的運行空間。”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記者表示。
2016年，《關于發展煤電聯營的指導意見》首次以政策形式明确了煤電聯營的重要意義，并要求對符合重點方向的煤電一體化項目，加大優化審核力度。今年5月，國家發改委、工信部和國家能源局聯合下發《2019年煤炭化解過剩産能工作要點》，又一次“鼓勵煤炭企業建設坑口電廠、發電企業建設煤礦，特别鼓勵煤炭和發電企業投資建設煤電一體化項目，以及煤炭和發電企業相互參股、換股等多種方式發展煤電聯營。”
事實上，煤電聯營的曆史可追溯到改革開放前後。當時為有效利用煤炭洗選過程中排放的低熱值燃料，煤炭企業開始嘗試多種經營，創辦煤矸石電廠，并獲得原經貿委、煤炭工業部的支持。1989年3月，我國首個煤電一體化項目——伊敏煤電公司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，第一次打破了我國煤企和電企長期各自為營的局面。1995年，具有煤電路港航一體化開發職能的神華集團成立，加快了煤電聯營的步伐。2017年8月，神華集團與國電集團強強聯手，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，為煤電一體化整合注入了新活力。
“煤炭産業如果單一發展，市場波動非常大，而且煤炭企業一般都遠離負荷中心，外運是個問題。因此，煤電聯營是好事，如果可以實現聯營，就會形成互補優勢，促進兩個産業健康發展。”曾擔任煤炭企業所屬電廠總工的闫斌告訴記者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僅從數據上看，煤電聯營已初具規模。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，截至2017年，當時的五大發電集團的煤炭總産量為2.4億噸，占到全國煤炭産量的6.8%，煤炭企業參股、控股電廠權益裝機容量3億千瓦，占全國火電裝機的27.1%。
但即便如此，“煤電頂牛”矛盾仍未消失，近兩年來反而愈演愈烈。目前煤電企業虧損面已達一半左右，而煤炭企業則迎來“紅火日子”。換言之，煤電聯營政策“隻聯不赢”，似乎已經“失效”了。
“既然是聯營，就應該互惠互利。但在目前火電巨虧的情況下，聯營對煤礦有什麼好處呢？”
既然政策為煤炭企業辦電廠、電力企業開煤礦一路高亮“綠燈”，為何“相比煤、電産業規模，目前實行煤電聯營的企業鳳毛麟角”？
“作為電廠，我們當然願意和煤礦聯營。一方面煤炭供應可以得到保障，另一方面聯營後的煤價可以低一點。”青海華電大通發電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發林告訴記者，“但煤礦其實都很清楚火電廠當下的經營狀況，至少青海所有火電廠都是虧損的。既然是聯營，就應該互惠互利。但在目前火電巨虧的情況下，聯營對煤礦有什麼好處呢？人家肯定不願意。”
某電力企業負責人也指出：“即使聯營了，很多企業依舊關起門來各幹各的，例如，有的電廠向已聯營的煤炭企業買煤，卻并沒有得到價格上的優惠，聯營已'名存實亡'。”
據青海另一火電廠負責人介紹，他們電廠推行了煤電聯營，但聯營煤礦的煤價比市場價僅低14元/噸，“相當于沒便宜”。
煤炭戰略規劃研究院副總工程師任世華在接收記者采訪時指出：“煤電聯營推行多年，效果不及預期，最關鍵的原因在于體制機制不夠協調、市場化程度和深度不一緻。現在的煤電聯營更多是行政要求，而不是煤企和電企從保障長期供應來源、長期有穩定銷路的角度自發形成的聯營。因此目前即便有聯營，聯營關系的牢固程度也很弱，遠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。”
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則表示，當前解決“煤電頂牛”，很多時候是通過行政手段将兩大産業生硬地銜接在一起。“如果市場主體沒有積極性，一味依靠政府'做媒'，拉郎配式的'聯姻'，并不能讓煤電聯營朝預期方向發展，甚至會掩蓋問題、擴大問題。”
同時，煤電聯營的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理念性的技術問題。“很多開辦煤礦的電力企業，僅将煤礦當做自身的燃料生産加工部門；很多煤炭企業辦電廠，隻是把電廠當做煤炭的利用車間，很難形成上下遊協同效益。”有業内人士分析指出，“要想做實做深煤電聯營，無論資金投入還是人員管理，都需要兩個行業的企業付出更多。”
在此背景下，有業内人士開始質疑煤電聯營的合理性。“我是反對煤電聯營的，本應通過市場協調的事，就應該交給市場，市場協調不了，單純通過國有企業的行政手段進行拉郎配，效率不見得有多高。”袁家海表示，“煤電聯營不僅會造成'兩艘船'一起'沉'，還會弱化發電企業的低碳轉型動力。”
多位業内人士向記者表示，通過煤電聯營來緩解煤電矛盾“隻能止痛，不能治病”，“煤電聯營就是一個僞命題”。
“如果沒有适宜的機制幫助火電企業存活下來，那麼火電企業倒下去的那一天，煤炭企業可能也活不久了”
盡管聯營形勢不樂觀，但仍有企業在堅持探索。“目前，煤電雙方都把各自資金、技術、實力拿出來，強強聯合。按照董事會的決策程序，集團從體制上保證各方利益。我們煤和電就是一家人，心态上是平衡的。”淮滬煤電公司丁集礦礦長柏發松告訴記者。
經驗表明，煤電聯營規模較大、融合度深的企業，基本都能平穩發展。以淮南礦業集團為例，該集團擁有控股、均股、參股電廠25座，電力總裝機規模3515萬千瓦，權益規模1499萬千瓦，煤炭産業和電力産業齊頭并進。
兖州煤業華聚能源公司副總經理陳樹忠也告訴記者：“我們8家電廠使用的都是兄弟煤炭企業生産過程中産生的固體廢棄物煤泥，并将經過處理的礦井水回收，用于電廠的生産系統。這樣一方面可以降低發電成本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污染物消耗掉，循環經濟的優勢已逐漸顯現。”據他介紹，兖礦集團省内煤電聯營已形成規模效應，兖礦所屬電廠年消耗煤泥量達300餘萬噸。
華電集團有限公司副總法律顧問陳宗法對記者表示，跨界合作可提高市場抗風險能力，煤炭企業和電力企業都應跳出“煤就是煤，電就是電”的傳統思維，從構建整體産業鍊的角度來看問題。闫斌也指出，煤炭企業去搶占電力市場，電力企業跨行做煤炭，都比較難，“應鼓勵能源集團強強聯手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受新能源高速發展、電力需求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，2016年，煤電發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數已降至近十年的最低水平，煤電發展空間已經受到一定限制。陳宗法據此指出：“煤電聯營應從布局上做調整，重點應落在煤炭資源豐富的西部、北部地區，尤其是晉陝蒙。”
青海某熱電廠負責人認為：“長遠來看，随着清潔能源不斷發展，未來火電的定位很可能是承擔調峰、調頻、保障民生供熱等基礎服務。如果沒有适宜的機制幫助火電企業存活下來，那麼火電企業倒下去的那一天，煤炭企業可能也活不久了。”
長期以來，位于産業鍊上下遊的煤炭、電力兩大産業的“頂牛”現象從未停歇，近兩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勢。煤電聯營即煤炭、電力生産企業通過資本融合、兼并重組、相互參股、戰略合作、一體化項目等方式構建“利益共同體”，從而在内部解決“煤電頂牛”矛盾，因此被行業和主管部門寄予厚望。在此背景下，我國近年來曾屢次發文力推煤電聯營，但實際效果遠未達預期。
以華能集團為例，2009年該集團曾在甘肅省大手筆投資數百億元開發煤炭資源，此後卻相繼爆出“1元挂牌抛售益蒙礦業、邵寨煤業等100%股權”的消息。而據業内人士透露，由于多年來久推不動，“現在業内已經很少再提煤電聯營了”。
“煤電聯營是在沒辦法解決'煤電頂牛'矛盾的情況下，一種不得已的做法”？
“煤電聯營是在沒辦法解決'煤電頂牛'矛盾的情況下，一種不得已的做法。它的好處在于，可以把外部矛盾内部化，而企業也可以獲得一個比較順暢、穩定的運行空間。”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記者表示。
2016年，《關于發展煤電聯營的指導意見》首次以政策形式明确了煤電聯營的重要意義，并要求對符合重點方向的煤電一體化項目，加大優化審核力度。今年5月，國家發改委、工信部和國家能源局聯合下發《2019年煤炭化解過剩産能工作要點》，又一次“鼓勵煤炭企業建設坑口電廠、發電企業建設煤礦，特别鼓勵煤炭和發電企業投資建設煤電一體化項目，以及煤炭和發電企業相互參股、換股等多種方式發展煤電聯營。”
事實上，煤電聯營的曆史可追溯到改革開放前後。當時為有效利用煤炭洗選過程中排放的低熱值燃料，煤炭企業開始嘗試多種經營，創辦煤矸石電廠，并獲得原經貿委、煤炭工業部的支持。1989年3月，我國首個煤電一體化項目——伊敏煤電公司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，第一次打破了我國煤企和電企長期各自為營的局面。1995年，具有煤電路港航一體化開發職能的神華集團成立，加快了煤電聯營的步伐。2017年8月，神華集團與國電集團強強聯手，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，為煤電一體化整合注入了新活力。
“煤炭産業如果單一發展，市場波動非常大，而且煤炭企業一般都遠離負荷中心，外運是個問題。因此，煤電聯營是好事，如果可以實現聯營，就會形成互補優勢，促進兩個産業健康發展。”曾擔任煤炭企業所屬電廠總工的闫斌告訴記者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僅從數據上看，煤電聯營已初具規模。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，截至2017年，當時的五大發電集團的煤炭總産量為2.4億噸，占到全國煤炭産量的6.8%，煤炭企業參股、控股電廠權益裝機容量3億千瓦，占全國火電裝機的27.1%。
但即便如此，“煤電頂牛”矛盾仍未消失，近兩年來反而愈演愈烈。目前煤電企業虧損面已達一半左右，而煤炭企業則迎來“紅火日子”。換言之，煤電聯營政策“隻聯不赢”，似乎已經“失效”了。
“既然是聯營，就應該互惠互利。但在目前火電巨虧的情況下，聯營對煤礦有什麼好處呢？”
既然政策為煤炭企業辦電廠、電力企業開煤礦一路高亮“綠燈”，為何“相比煤、電産業規模，目前實行煤電聯營的企業鳳毛麟角”？
“作為電廠，我們當然願意和煤礦聯營。一方面煤炭供應可以得到保障，另一方面聯營後的煤價可以低一點。”青海華電大通發電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發林告訴記者，“但煤礦其實都很清楚火電廠當下的經營狀況，至少青海所有火電廠都是虧損的。既然是聯營，就應該互惠互利。但在目前火電巨虧的情況下，聯營對煤礦有什麼好處呢？人家肯定不願意。”
某電力企業負責人也指出：“即使聯營了，很多企業依舊關起門來各幹各的，例如，有的電廠向已聯營的煤炭企業買煤，卻并沒有得到價格上的優惠，聯營已'名存實亡'。”
據青海另一火電廠負責人介紹，他們電廠推行了煤電聯營，但聯營煤礦的煤價比市場價僅低14元/噸，“相當于沒便宜”。
煤炭戰略規劃研究院副總工程師任世華在接收記者采訪時指出：“煤電聯營推行多年，效果不及預期，最關鍵的原因在于體制機制不夠協調、市場化程度和深度不一緻。現在的煤電聯營更多是行政要求，而不是煤企和電企從保障長期供應來源、長期有穩定銷路的角度自發形成的聯營。因此目前即便有聯營，聯營關系的牢固程度也很弱，遠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。”
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則表示，當前解決“煤電頂牛”，很多時候是通過行政手段将兩大産業生硬地銜接在一起。“如果市場主體沒有積極性，一味依靠政府'做媒'，拉郎配式的'聯姻'，并不能讓煤電聯營朝預期方向發展，甚至會掩蓋問題、擴大問題。”
同時，煤電聯營的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理念性的技術問題。“很多開辦煤礦的電力企業，僅将煤礦當做自身的燃料生産加工部門；很多煤炭企業辦電廠，隻是把電廠當做煤炭的利用車間，很難形成上下遊協同效益。”有業内人士分析指出，“要想做實做深煤電聯營，無論資金投入還是人員管理，都需要兩個行業的企業付出更多。”
在此背景下，有業内人士開始質疑煤電聯營的合理性。“我是反對煤電聯營的，本應通過市場協調的事，就應該交給市場，市場協調不了，單純通過國有企業的行政手段進行拉郎配，效率不見得有多高。”袁家海表示，“煤電聯營不僅會造成'兩艘船'一起'沉'，還會弱化發電企業的低碳轉型動力。”
多位業内人士向記者表示，通過煤電聯營來緩解煤電矛盾“隻能止痛，不能治病”，“煤電聯營就是一個僞命題”。
“如果沒有适宜的機制幫助火電企業存活下來，那麼火電企業倒下去的那一天，煤炭企業可能也活不久了”
盡管聯營形勢不樂觀，但仍有企業在堅持探索。“目前，煤電雙方都把各自資金、技術、實力拿出來，強強聯合。按照董事會的決策程序，集團從體制上保證各方利益。我們煤和電就是一家人，心态上是平衡的。”淮滬煤電公司丁集礦礦長柏發松告訴記者。
經驗表明，煤電聯營規模較大、融合度深的企業，基本都能平穩發展。以淮南礦業集團為例，該集團擁有控股、均股、參股電廠25座，電力總裝機規模3515萬千瓦，權益規模1499萬千瓦，煤炭産業和電力産業齊頭并進。
兖州煤業華聚能源公司副總經理陳樹忠也告訴記者：“我們8家電廠使用的都是兄弟煤炭企業生産過程中産生的固體廢棄物煤泥，并将經過處理的礦井水回收，用于電廠的生産系統。這樣一方面可以降低發電成本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污染物消耗掉，循環經濟的優勢已逐漸顯現。”據他介紹，兖礦集團省内煤電聯營已形成規模效應，兖礦所屬電廠年消耗煤泥量達300餘萬噸。
華電集團有限公司副總法律顧問陳宗法對記者表示，跨界合作可提高市場抗風險能力，煤炭企業和電力企業都應跳出“煤就是煤，電就是電”的傳統思維，從構建整體産業鍊的角度來看問題。闫斌也指出，煤炭企業去搶占電力市場，電力企業跨行做煤炭，都比較難，“應鼓勵能源集團強強聯手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受新能源高速發展、電力需求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，2016年，煤電發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數已降至近十年的最低水平，煤電發展空間已經受到一定限制。陳宗法據此指出：“煤電聯營應從布局上做調整，重點應落在煤炭資源豐富的西部、北部地區，尤其是晉陝蒙。”
青海某熱電廠負責人認為：“長遠來看，随着清潔能源不斷發展，未來火電的定位很可能是承擔調峰、調頻、保障民生供熱等基礎服務。如果沒有适宜的機制幫助火電企業存活下來，那麼火電企業倒下去的那一天，煤炭企業可能也活不久了。”